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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分三國,中国中古和上古史是怎么划分的?

互联网 2021-04-18 14:36:24
二、 近代中國史學的「中古」現在中國史研究中慣用的「中古」作為史學時間概念,基本上源自歐洲史學中對「中古」(medieval)或是「中世紀」(middleages)的認識,並將其安排在一個從「中古」走向「近代」的歷史演進框架之中。中國學人最晚在晚清時期就已經對西方歷史上存在中世紀/中古這一時段有所認識。在當時譯介紹西方情況的著作中就以中國固有的「中古」一詞來對應西方史上的中世紀。然而,這只是以「中古」來翻譯歐洲史的歷史時段。在中國近代史學中,以「中古」來指稱中國史上的某一固定時期,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實始於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這得先追溯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 因教學需要而寫的《支那通史》(1888)一書。該書成為近代日本首本影響鉅大的中國通史。中國學者柳詒徵就受其啟發,於1903年出版《歷代史略》,成為近代中國早期的國史教科書之一。那珂氏《支那通史》將中國歷史從時間上分為三段:殷周為「上世」、秦漢以至宋亡為「中世」,元明清為未完的「近世」。[38]但以「中古」作為時段運用於中國歷史分期中的,則為桑原隲藏(1871-1931)

於1898年出版的《中等東洋史》。該書把中國歷史劃分為四期:「上古期」──漢族膨脹期,從太古以至秦之一統;「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自秦始皇至唐之滅亡;「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期,從契丹興起至於明之末世;「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從滿洲之興起至於中日甲午戰爭。[39]桑原氏此書成為當時日本重要的中國通史教科書。那珂氏後來出版《那珂東洋小史》,作為《支那通史》的簡本,對歷史分期做出了修改,把秦漢至宋改稱「中古」,又把元明稱為「近古」,清代為「近世」,或受桑原氏影響所致。[40]桑原氏之書以其在當時來說嶄新的歷史分期而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41]此書不久便被樊炳清翻譯為《東洋史要》(1899),經羅振玉主持的東文學社出版,並成為當時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新標準,故時人傅斯年評論當時的中國文史教科書均據其四個歷史時期進行劃分。[42]稍後,夏曾佑(1865-1924) 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於1904年出版第1冊,又於兩年後出版第2、3冊。該書其後被列入「大學叢書」,更名《中國古代史》(1933)重新出版。此書被譽為中國史上第一部新式國史教科書。夏氏在「凡例」中言:「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為三大時代,又細分之為七大時代。」[43]唯夏氏並未條列「三大時代」與細分之「七大時代」為何。又因該書作為通史未能完成,內容只從上古至於隋代,其構思中的時代劃分並未充份呈現。僅就該書現有體例和架構來看,其書分上古史(內細分為傳疑時代[太古三代]、化成時代[春秋戰國])和中古史(內細分為極盛時代[秦漢]和中衰時代[魏晉南北朝])。夏氏劃分中古時期為秦漢至隋代,雖沒有明確解釋何以用「中古」稱呼此一時期,但他指出此一時期與此前之不同在於「中國由單純之種族、宗教(漢以前之種族、宗教亦不得謂之單純,惟較漢以後為單純耳)轉入複雜之種族、宗教」[44]。夏氏在書中又講述研習魏晉南北朝歷史要旨,言種族與宗教「此二者之變幻,自魏晉以後,五代以前,大率如此。故本篇所述,必合第四篇有唐一代觀之,始知其全。及宋以後,則又為一世界,與古人如二物矣」[45]。夏氏認為唐代在種族與宗教問題上與魏晉南北朝一脈相承,應合而觀之,則其所劃定之中古似應包括唐代。夏氏從種族與宗教二項著眼,將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納入中古時期,與桑原氏劃分一致。此外,夏氏以秦漢前為一時代,秦漢至隋唐為另一時代,宋代至於清代又為一時代,此歷史三期論中,位居中間的為「中古」,符合了傳統中國文獻中固有對「中古」一詞的運用。尤有進者,夏氏之運用「中古」一詞,也可能是受到晚清今文經學思想的影響。晚清擁護今文經學者,有所謂三世進化之說:「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又如魏源(1794-1857) 便認為三世即太古、中古、末世,其氣運不斷循環,由太古演變至中古,而後為末世,又由末世回到太古之世。[46]這些可能也影響到夏氏對「中古」一詞的運用及理解。運用「中古」一詞,如果是利用了西方史學中的古代、中古、近/現代三段論的話,不但超越了中國傳統以王朝為時代劃分的傳統,其背後更是一個線性的、進步/進化的歷史發展觀念:由「黑暗」、「落後」的「中古」昇進至開明的「現代」。正如王汎森在研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觀時指出:「在傳統中國,循環觀或黃金古代的觀念很具勢力,兩者也常常交織存在。尤其政治哲學中,傳統士大夫有一種不曾明言的思想傾向,認為最好的時代乃是三代。」[47]然而,在近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沖擊下,「進化」成為風靡一時的思想。從中古演進至現代的線式發展、向上進化的歷史模式也恰好符合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需要。[48]在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中,也表達了受此一進化觀念的影響:「循夫優勝劣敗之理,服從強權,遂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舉世風靡,弱肉強食,視為公義,於是有具智仁勇者出,發明一種抵抗強權之學說,以扶弱而抑強。此宗教之所以興,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佛教、基督教,均以出世為宗,故其反抗者在天演。」[49]雖然夏氏之意在於希望發明一種抵抗強權的學說,但從其針對天演之論來闡發自身主張,正可見該思潮之強大。要之,在中國史上出現了「中古」這一時段,正可把中國歷史置於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演進的「公例」和「通則」之中。中國既有「中古」,過此當然也進至「近古」或「近代」而進入「現代」。不論是桑原隲藏,還是夏曾佑,都以秦漢至隋唐劃為中古一段,兩書對當時這樣的歷史分期的定型當有很深的影響。從學理上來說,桑原氏和夏氏均沒有具體縷述中國「中古」的時代特性和給予確實的定義。不過,桑原氏強調各個時段之民族代興,而夏氏強調種族與宗教為中古時期之特色,同時代的治史者也有類似的認識,如陳寅恪在其中古史(魏晉至隋唐)的研究中,便強調種族與文化之重要。時至今日,種族與宗教的變異仍為研治中國中古史的重要課題。然而,中國學人雖然已於20世紀初參照自西歐中世紀而來的「中古」概念,並運用在史學著作中,卻沒有繼續對中國「中古」時期的「中世紀性」做出更深入探討和比較,其後中國史學中「封建主義」的構建和爭論,更迅速掩埋了對於「中古」概念可能有的討論。[50]「中古」一詞雖被廣泛應用於中國史學中,卻缺乏深入的學理討論,探討中國「中古」的性質,以及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中古」階段。[51]當今學界普遍將中國的「中古」劃定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段,但亦非盡然,例如近年出版的《白壽彝史學二十講》,其中古時代即涵蓋從三國魏晉時期至元代。[52]至於中國中古的內容更非毫無可議。一般以東漢覆亡、五胡十六國之亂局比附西歐史上羅馬帝國之崩潰和蠻族入侵,以說明中國與西歐中古之相類。西歐基督教之興盛也等同佛、道二教在中國之壯大。然而,若從政局分裂來看,魏晉南北朝與隋唐為何同置於中古階段?前者為分裂之世,後者為統一帝國。將3-9世紀概括為中古,是否合適?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史學界有較為開放的發展,學術交流也日益頻繁,又受到另一波日本史學研究的影響。日本學界在20世紀初以內藤湖南的古代、中世(中古:六朝隋唐)、近世三分架構來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以此超越中國的朝代傳統的劃分。內藤氏的三段論,是受到日本史學者如原勝郎、內田銀藏等對於日本史時代劃分的框架的影響而來的。[53]內藤氏比較關心的其實是從中世到近世的演變。透過比較中國中世與近世的諸多方面,內藤氏及其後學的研究揭示出他們對於六朝隋唐貴族政治在中世地位的強調。這些研究對於中國學界的中古史討論深有影響。不少中文著作在談到中國中古時期時,甚至徑直運用「中世」一詞。對其定義,亦往往在京都學派的框架內進行討論。至於為何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中古中國,西方學者尚缺乏對此的深入討論。卜正民(Timothy Brook) 曾撰文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古屬性在中國歷史中的扞格不通。[54]但認真針對中國中古的特點,以及如何與西方,甚至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古屬性進行比較,則仍有待討論。近年有美國學者南愷時(Keith N. Knapp) 曾在一篇短文中嘗試比較西歐、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三者的中古時代。[55]南氏從中提煉出的共同點為:文化混合的統治精英群體(以中國歷史而言即為胡漢揉合)、地主/莊園主力量的強大、自主性的宗教組織的出現。共同點印證三地文明在相近的時間內面對類似的問題,並均給予相似的回應,因而可視為共處同一中古時段。南氏之說確當與否,尚有討論空間,但其嘗試正好為將中國的中古置於世界史中思考提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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