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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南北不堪行工作,二二六事件

互联网 2021-04-22 19:40:05

坐标:35°39′51″N 139°41′49″E / 35.66417°N 139.69694°E / 35.66417; 139.69694

二二六事件Rebel troops in February 26 Incident.JPG1936年2月26日的第1师团叛军士兵们,左立者为丹生诚忠中尉(后遭处死刑)日期1936年2月26日-29日地点 大日本帝国东京府结果政变失败“皇道派”衰落日本军方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大增参战方 皇道派“义军”Naval Ensign of Japan.svg 日本帝国海军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日本帝国陆军指挥官与领导者 野中四郎 香田清贞 栗原安秀(日语:栗原安秀) 安藤辉三(日语:安藤輝三) 村中孝次(日语:村中孝次) 矶部浅一(日语:磯部浅一) 河野寿(日语:河野壽) 裕仁天皇 闲院宫载仁亲王 香椎浩平 川岛义之 杉山元兵力1,558人[1]23,841人[2]

二二六事件(日语:二・二六事件/ににろくじけん niniroku jiken),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3],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东京的一次失败政变,日本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数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判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非死即谪,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军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4]。二二六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5][6],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7][8]。

1936年2月26日,数位青年军官率领士兵分别前往东京各地展开刺杀,并取得相当成果(其中有两名前首相遇害身亡),还一度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然而叛军并未成功杀害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和占领皇居,他们也遭到幕后高级将领的抛弃,加上昭和天皇对于本次政变行动的愤怒等因素,进而导致叛军无法实现政权的替换,最终于2月29日缴械投降[9]。

有别于先前数次类似的青年军官刺杀政府要员的从轻发落判例,二二六事件中的主谋起事者多受处重刑。在历经一系列的非公开审判后,共有19名叛军领导人物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就此衰落,日本国内曾一度流行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也就此终止,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

目录1 背景1.1 帝国陆军内的派系之争1.2 政治暴力运动2 计画与准备2.1 决定行动2.2 计画与宣言2.3 叛军的组成3 行动展开3.1 行刺冈田、牧野和进攻陆军省与朝日新闻3.2 行刺高桥和占领皇居未遂3.3 行刺斋藤、铃木、渡边和进攻警视厅4 政府的反应与镇压行动4.1 天皇的态度4.2 陆军大臣告示4.3 统制派与海军方面的行动4.4 谈判与僵局4.5 平定叛乱4.6 落幕5 结果5.1 审判5.2 政府结构异动5.3 陆军内部的派系肃清5.4 历史意义6 纪念与大众文化7 相关条目8 文字注释9 注脚10 参考文献11 外部链接背景[编辑]帝国陆军内的派系之争[编辑]主条目: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的两位核心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两人均在二二六事件后失势,其中真崎还成了日本帝国陆军成军以来第一位坐牢的陆军大将

日本除了帝国海军与帝国陆军不合之外,陆军高层也有著历史相当悠久的派系斗争,最早为源自于明治时期的出身藩阀之别,而到了1930年代,陆军内形成了两大派系——以荒木贞夫与真崎甚三郎将军为中心的“皇道派”以及由永田铁山将军领导的“统制派”[10][11][12]。

“皇道派”强调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主张精神面超越物质面,并认为对苏联共产势力展开进攻极具必要性,是“征俄派”;而“统制派”则受到德国总参谋部思想的强烈影响,看重由中央来计画经济与军事的作法(即总体战理论)、技术面的现代化与机械化,并主张朝中国扩张,是“征华派”。皇道派于荒木在1931至1934年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职缺,然而在该人下野后,其成员位置又多由统制派军人所替补[13][14]。

日本陆军军官就其受到的教育可分成两种团体,一为毕业于陆军大学校者,二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者,前者由日本陆军的精英份子所构成,后者受限于传统,其晋升为高级军官的仕途向来均遭遏止,从而形成了一股年轻、高度政治化的集团,有“少壮派军官”(日语:青年将校)之称[15][16]。

这群少壮派军官认为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心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导致农村普遍贫困、天皇受到欺瞒,权力由这些人篡夺、致使日本走向衰落,少壮派军官认为其解决之道即以70年前的“明治维新”为蓝本,来一场“昭和维新”,起义和消灭天皇身边的“邪恶臣子”,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天皇也会肃清西方思想与迫害人民者、恢复日本的国家繁荣。这些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影响,原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的政治哲学(如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发挥了相当大的煽动作用[17]。

这些集团大小有别、组织松散,但大约有100名正规成员,且多驻于东京。少壮派军官的非正式领袖为前陆军少尉、北一辉政治思想弟子的西田税,该人于1920年代成为了民间民族主义者社团的重要成员,该人将陆军称作“国体原理派”(日语:国体原理派)。1931年,日本发生了当时某种程度上最主要的政治暴力运动——“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帝国陆军与海军走向分裂,并终结了他们原本与民间民族主义者的联系[15][18][19]。

尽管规模相对较小,少壮派的活动仍颇具影响力,在日军参谋本部和皇室中亦不乏同情者,如裕仁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就与西田和其他国体原理派领袖交好,且尽管少壮派激进地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也积极地从那些试图自保的财阀领袖手中筹措非正规资金来活动[20]。

国体原理派与皇道派之间的本质关系相当复杂,既可说是相同的,又可说是两者构成一个更大的团体。现代著作的解释将其归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团体,并可视作一个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就相对关系来说,皇道派庇护著国体原理派,且给予了交换利益与情报的门路,可抑止过于激进的少壮军官之行动[21][22][23]。

政治暴力运动[编辑]

二二六事件也可说是由少壮派军官与其民族主义支持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暴力运动的总爆发,尤其是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五一五事件”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它促使更多少壮派军官利用部队来作为政变的工具,且此一事件同先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样,法庭对主谋者一律从宽量刑[24]。

二二六事件最直接的征兆为1934年时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国体原理派重要成员的矶部浅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遭控企图利用军校谋反而被捕。村中与矶部承认有对此类政变进行过讨论,但并未有任何将其付诸实施的计画。军事法庭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政变确实存在,但村中与矶部两人仍获停职处分。两人都相信此事件是由统制派主导对皇道派年轻军官的一次攻击,因而在停职期间制作了名为《关于肃军之意见》(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的小册子,并在军中流传著,还将统制派领袖的陆军少将永田铁山称作“首席反派”,后来军队将村中与矶部两人逐出[25][26][27]。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职的皇道派军官——真崎甚三郎大将也被迫离开其职务,少壮派军官对此事十分愤慨,在历经荒木大将担任陆军大臣的失败后,真崎成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仅存的希望,但该人又被迫去职,村中与矶部也发表了新的小册子,刊载攻击永田解职决定的文章[28][29][30]。

1935年8月12日,爆发了“相泽事件”,国体原理派成员、真崎的好友陆军中佐相泽三郎进入永田的办公室持刀杀害了永田,以报复后者对皇道派和国体原理派成员的压迫。相泽自1936年1月下旬开始的公开审判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泽本人以及国体原理派领导层也视其为发表政治诉求的机会,他们与法官相勾结,将审判转化为一场对外输送其意识形态的场合。相泽的支持者在媒体前赞扬相泽的“道德与爱国主义”,后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过民族原则来革新军队的普通军人[31][32]。

计画与准备[编辑]决定行动[编辑]

国体原理派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政治暴力手段来对抗政府,而之所以选在1936年2月展开行动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为1935年12月时宣布,陆军第1师团将在隔年春季转调到满洲,而绝大多数的国体原理派军官都隶属于这个师团,这意谓著若不及早发难,任何可能的行动都将会推延数年。另一个因素是相泽事件,该人的审判工作仍持续进行中,同时他的刺杀作为也让许多军官印象深刻,若选在这个时段展开行动,可操控舆论、导向对己方有利之位置[33][34]。

政变行动起初在传到北一辉和西田耳里时两人皆一致的反对,在这个时间点的近几年间,两人与这些叛乱军官的关系较为疏远,且前者反对付诸直接性的行动。不过,一旦局势明朗化、军官们不计代价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俩将会转向支持。政变行动的另一道障碍是安藤辉三,此人曾向其上级发誓将不会让部下涉及任何叛变行动。安藤是否加入行动对计画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手下控制著政变部队中最大编制的步兵第3连队第6中队,故村中和野中多次尝试说服他,最后成功将安藤拉拢过来[35][36]。

叛军决定选在2月26日发难是因为在这天成功安排了自己人站哨值班,可协助他们获得弹药和武器,且正好为真崎为相泽一案作证的2月25日隔天[37][38][39]。

计画与宣言[编辑]

“起义”行动的时间,于2月18日至22日期间由西田、栗原安秀、安藤、河野寿、村中孝次和矶部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决定,计画相当简单,军官们将会刺杀大部分的“国体之敌”、控制首都的行政中心与皇居,接著提出他们的诉求(解除某些人的职务,并另组由真崎所领导的新内阁)。叛军并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认为这些应交给天皇处理。据信,叛军还计画若有必要,将会扶持裕仁天皇的弟弟雍仁亲王即位,取代裕仁[40]。

这群少壮军官相信可透过一些非正规手段争取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包括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荒木、真崎、山下奉文少将、石原莞尔大佐、本庄繁大将(预备役)以及他们的直属上级长官——香椎浩平(东京警备司令官兼东部防卫司令)与堀丈夫(第1师团师长)。后来川岛的陆军大臣继任者则言,若将所有支持过政变的军官全都解职的话,留下来的高级将领根本不足以弥补(职务)空缺[41][42]。

叛军也撰文来说明其意图、表达对社会现状之不满,将此文题名作《蹶起趣意书》,并希望将这篇文章转交到天皇手中。此文由村中孝次捉刀执笔(村中曾为日本陆军大学校学生,主事军官中最具教养者[1]),但因为野中是主事人员中军衔最高者,所以由他领衔。这篇文章完全符合国体原理派的思想,指责元老、政客、军阀、财阀、官僚和政党因为私欲而危害国体、藐视天皇、主张需付诸直接的行动[43][44],内容如下:

日本国体乃在于天皇之施治,自远古以自万亿斯年,永矢弗替,以期日本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日本此种基本使命,实为日本之光荣,故得自远古以传于今。目前时代,正为日本扩张实力,发扬国威之时。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致使帝国主权大遭蹂躏,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目前日本国家遭遇如许困难问题,实皆由此而来。一般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伦敦海军条约之签订,及近年来日军士兵屡次发生之不幸事变,在此可作明证。佐郷屋舍身暗杀滨口,血盟团之产生,五一五事件之爆发,以及去夏相泽之刺死永田,均非事出无因。不幸此等事变,竟未能镇醒负责之辈,最近日本与露、支、英、米关系之紧张,亦因若辈在此景况中不克采取适当对策所致,日本已届危急存亡之秋矣。故我等之责任乃清君侧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我等在出发满洲前后,不得不藉直接行动,起而举事,以达到我等目的,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神、皇宗,保佑我举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陆军步兵大尉野中四郎及全体同志上[45][46]

共有七人获选为“威胁国体”而必须除去的目标:

名字职务挑选原因[47]冈田启介内阁总理大臣预备役海军大将,支持《伦敦海军条约》,拥护“天皇机关说”。西园寺公望元老、前内阁总理大臣支持《伦敦海军条约》,使天皇组成不适任的内阁。牧野伸显前内大臣、前外务大臣支持《伦敦海军条约》,阻止海军将领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抗议此事,与斋藤为政治盟友。铃木贯太郎侍从长预备役海军大将,支持《伦敦海军条约》,“妨害天皇实行作为”。斋藤实内大臣、前内阁总理大臣、前外务大臣退役海军大将,支持《伦敦海军条约》,介入真崎的解职事件,与牧野为政治盟友。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前内阁总理大臣与政党挂勾,企图弱化军队、延续现有经济体制。渡边锭太郎取代真崎任陆军教育总监陆军大将,支持“天皇机关说”,尽管不适任,依旧拒绝辞职。

上述名单中的前四人在这场政变中幸存了下来,西园寺、斋藤、铃木和牧野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他们是最有影响力的天皇顾问;冈田和高桥则曾是掌控军方的温和派政治家;渡边则因为是统制派成员,且曾经参与除去真崎职务的行动而被盯上,列为刺杀之目标[48][49]。

西园寺的名字后来从刺杀目标中移除,有种常见的说法是部份军官认为留下西园寺可对天皇任用真崎为内阁总理大臣起到正面作用,然而根据矶部的证词,之所以没去行刺西园寺只是因为分配到此任务的军官(丰桥军校的一位教官)不愿让自己的学生执行这种行动才作罢[50][51]。

叛军的组成[编辑]叛军使用的旗帜

叛军将自己称作“义军”,并采用明治时期的“尊皇倒幕”口号之变体——“尊皇讨奸”为号召[43][52]。自22日起,7名叛军主事者试著说服另外18名军官加入行动,而士官们则是到了25日晚上、行刺前几小时才获知此计画。尽管那些军官们坚持所有的士官都是自发性地加入行动、所有给予的命令仅仅形式上而已,但有许多士官在事后都辩称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拒绝加入的馀地[53][54]。村中认为叛军的士官兵有意识地认为自己代表了贫困的农民们起义,见习军官松浦迈也声称下级官兵是“穿著军装圣服的农民”,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们只是服从连长的出击命令而已,也并未去组织农民或庶民的组织,对于代表“全体国民的声音”的觉悟也是同样淡薄[55]。

士兵方面,有70%的人仅受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已,在政变行动发起前也根本没获知任何事情,叛变军官表示,尽管如此,他们在行动展开后仍“发自内心、热情地加入了行动”[53][54],而根据栗原安秀中尉的说法,动员下级士兵加入政变行动才可以“代表全体国民的发言”,“如果认为只有军官才希望维新,这就将陷入军部的独裁……如果陛下的军人上至元帅,下至一兵一卒,均能在陛下之下任其行动,则将成为肃清现在之腐败阶级之原动力。只由军官来干时,那正是“法西斯”。同下级军官和士兵一起干,就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声音。这就是不仅由军官出身而且还要带领下级军官和士兵一起行动的理由”[56]。对于将部队用于政治目的、不惜干预天皇的统帅权之指责,村中曾表示就1931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件)的情形来说,尽管确实干预了天皇统帅大权,却是对日本有益、扶植满洲国之基础,也得到“天皇陛下之嘉纳”,故认为本次政变出于对天皇之精诚,同样也会为后者所默许[57]。

参加政变的部队主要为第1师团的步兵第1联队的456人、步兵第3联队的937人以及来自近卫师团的64人。合计军官、民间人士和来自其他单位者,共有1,558人作为叛军投入本次行动中,当时的官方统计则为1,483人,并未包涵中桥指挥前去准备占领皇居的那75人[58],此数也排除了下方列表纪录原计画刺杀西园寺的两名叛军。叛军详细参与序列如下:[59]

部队军官准尉官医官士官服役超过一年的士兵服役不满一年的士兵合计行动、备注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司令部1000001—步兵第1联队第1中队1000001—步兵第1联队第6中队1000001—步兵第1联队第11中队1011136115164进攻陆军大臣官邸、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步兵第1联队机枪队202278239288进攻总理官邸和朝日新闻社步兵第1联队步兵炮队0001102—步兵第3联队第1中队300834109154进攻斋藤私宅、渡边私宅步兵第3联队第2中队000612018步兵第3联队第3中队1001031110152进攻警视厅步兵第3联队第6中队1001146101159进攻铃木私宅步兵第3联队第7中队2101137105156进攻警视厅与贵族旅馆步兵第3联队第10中队10093894142进攻警视厅、内务大臣官邸步兵第3联队机枪队000932115156分属各中队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第4中队100111013汽车运输班近卫师团近卫师团司令部0001001—近卫步兵第3联队第7中队2102183962刺杀高桥、前去支援宫城近卫铁路第2中队1000001—其他野炮兵第7联队(炮工学校)1000001—飞行第12联队(所泽陆军飞行学校)1000001前去刺杀牧野丰桥陆军教导学校2000002前去刺杀西园寺(未成)出动兵员合计21238933310271475—行动展开[编辑]1936年2月26日凌晨3点30分至6点30分的叛军攻击流程图

2月25日晚,东京下起了大雪,这使叛军成员想起了1860年的“樱田门外之变”事件,当时同样也是在大雪天里,一群倒幕志士成功刺杀了幕府大老兼彦根藩藩主的井伊直弼,这也鼓舞了叛军的士气[60]。

叛军集结部队兵分六支集团行动,在凌晨3点半至4点这段期间出营,并于5点几乎同时袭击了警视厅、陆军省、冈田、铃木、高桥和斋藤等人的私宅[61]。

行刺冈田、牧野和进攻陆军省与朝日新闻[编辑]参见:冈田启介冈田启介牧野伸显

杀害冈田的任务由栗原安秀中尉指挥的步兵第1连队280人负责[62]。叛军包围了总理大臣官邸,强迫守卫开门。在进入宅第后,叛军开始寻找总理冈田,后与四名警察交火,四名警察均由叛军击毙,但后者也有六人受伤,且枪声大作和警铃响起也警告了冈田局势的危险。冈田在近5点时惊醒,与其妹夫松尾传藏(一名退役大佐)一同在屋中寻找逃难的出口,在局势紧张之际,一名警察将松尾与冈田推进一间当作储藏室之用的洗澡间躲起来,之后松尾出去查看局势,却被叛军所发现,后者误认松尾为冈田本人,于院子开枪将其杀害。栗原于总理房间内找了一张冈田的照片与松尾的脸相比对,认为杀害的是冈田本人无误,完成了任务[63]。至于冈田本人则在松尾遇害后跑到走廊上一探究竟,差点让叛军士兵发现,两名下女随后将其藏匿在自己房间的壁橱里,并用衣服将其掩盖起来[64]。

冈田的秘书、同时也是他女婿的迫水久常在事发后得到叛军的同意进入总理大臣官邸,无意间发现了壁橱中的冈田,于是计画将其送至他处避难。迫水与麹町宪兵分队的宪兵曹长小坂庆助等人用计将冈田混进前来吊唁冈田的民众中,后搭乘轿车逃脱,迫水再将松尾的尸体装进运来装运总理大臣的棺材中,在不启棺的形式下弄出了官邸[65],而栗原则在误认为冈田死亡的情况下布署部队守卫总理大臣官邸[62],之后他再与中桥率领60名士兵(来自近卫步兵第3连队的士兵,见下节)于上午10点乘坐三辆卡车,从总理大臣官邸出发至以自由主义风格闻名的朝日新闻社总部。叛军冲进公司打砸破坏,命令职员离开,栗原还吆喝道:“国贼朝日新闻多年来标榜自由主义,拥护重臣集团,此次行动乃天诛。[66]”接著他们破坏了印刷用的活字版(内有4,000个字元),以此暂时阻止了报纸的发行[67]。攻击后叛军散发《蹶起趣意书》到附近的报社,一行人再回到了总理大臣官邸[67][68]。

清晨5点45分,河野寿大尉指挥的一支7人行刺队(其中包括6名民间人士)抵达了牧野所在的神奈川县汤河原温泉旅馆,他们派驻两人待在外面,然后持枪进入馆内和驻守的警察交火,爆发了枪战,河野胸部中了弹。一名警员前去通知牧野并把他领到后门逃走,叛军找不到牧野,于是对旅馆放火。河野后来听到了单发的枪声,认为牧野在旅馆内开枪自杀,有另一种说法是,叛军成员追击牧野,牧野和他20岁的孙女往山坡逃走,在叛军持续对其射击,牧野的孙女突然双手张开和服袖子护著牧野,也许受对其英勇行径所感动,追击的叛军就向伙伴说了:“打中了”,就此离去[69]。河野则因伤而由伙伴送到了就近的军医院治疗,也就在当地被警员逮捕[70][71]。

另一方面,香田清贞大尉在村中与矶部等人的陪同下领军160人攻进了陆军省,并进入陆军大臣官邸要求会见陆军大臣川岛义之,清晨6点半,川岛与叛军见面,后者大声宣读著其要陆军接受的条件,并给川岛一份同样的文件,要求后者“迅速上奏陛下,仰祈圣断”[72],要求川岛应引领该事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阻止对“义军”动武之行为、逮捕宇垣一成(朝鲜总督)、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小矶国昭(驻朝鲜日军司令)和建川美次等“摧毁军事指挥之元凶”、尽速将武藤章中佐、根本博大佐和片仓忠少佐从军队中开除以“促进军中派系之纯正”和任命荒木大将为新任关东军司令[73][74]。宇垣在以前担任陆军大臣时(1924至1927年和1929至1931年间)曾力主裁军和进行现代化工作,还曾发动未成的“三月事件”政变以夺取内阁总理大臣之位。而南、武藤、根本和片仓都是统制派的重要成员,特别是片仓还要为“士官学校事件”负责,后来隔天一早矶部在陆军省外头和片仓碰面,开枪射击后者头部(但片仓最终仍存活了下来)[75][76]。

在叛军进入陆军省期间,后者内部有不少军官对叛军表以同情或认可其行动,如荒木贞夫大将、山下奉文少将、斋藤浏少将和陆军次长古庄干郎,斋藤赞扬青年军官的精神,怂恿川岛接受他们的要求。上午9点过后不久,川岛表示要晋见天皇,动身前往皇居[77][78]。

行刺高桥和占领皇居未遂[编辑]参见:高桥是清高桥是清

近卫步兵第3连队的中桥基明中尉率领120人前去刺杀高桥,中桥向上级谎称是带士兵们去参拜靖国神社(一说为明治神宫),一行人往高桥的寓所出发。叛军迅速制服了警卫人员,然后分成了户外警戒组和入屋组,高桥本人正在卧室睡觉,中桥用手枪对高桥射击,一次把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完,另一位叛军军官则拔刀一刀砍去高桥的右臂,又往他的肚子猛刺,有一说是高桥在没有醒来的情况下就这样丧了命[79][80],另一说是高桥在叛军踢开棉被时还不忘骂对方“白痴”[81]。高桥死亡后,中桥将参与过行刺的人马派到首相官邸和其他叛军合流,然后他本人与其他人则往皇居移动[80]。

中桥与手下75名当日排班的“赴援队”士兵于早上6点从西侧的半藏门进入皇居,他告诉皇居守卫长本间健太郎大尉自己是因为天亮前不久发生攻击事件,而调来增援门口守备,本间也获悉了叛军的攻击,故对中桥的言论不感怀疑。中桥奉派至皇居的主正门——“坂下门”留守[82][83],他计画掌控该门后再用手电筒通知警视厅附近的叛军展开行动,以后者“排除”所有障碍,再与天皇直接见面,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以及其他人也都同情叛军。不过,中桥难以联系到他的政治盟友们,而到了早上8点,本间终于知道中桥正进行著政变行动,于是举枪命令中桥离开皇居,后者也如是照作,改前往栗原所在的总理大臣官邸。中桥的部属们则就这样一直留在大门口到下午1点,后来归队回营,也因为这样,后来官方未将这75名士兵正式计入叛军当中[82][84][85]。

行刺斋藤、铃木、渡边和进攻警视厅[编辑]参见:斋藤实、铃木贯太郎和渡边锭太郎斋藤实铃木贯太郎渡边锭太郎

坂井直中尉领著120人前往斋藤实位在四谷的寓所,叛军包围了驻守的警察,使其投降。包括坂井在内的五个人进入了宅邸,在二楼寝室找到了斋藤和他妻子春子。叛军向斋藤开火,后者当场死亡、倒在地上。春子冲到了斋藤身上护著他,要叛军杀了她,但前者只把她推开,继续对斋藤开枪,春子也因流弹所伤[86]。斋藤死亡后,两名军官带上人马前去行刺渡边大将。其馀的人则往陆军省东北处移动[87]。

安藤辉三大尉带著第3步兵连队200人从皇居前往铃木贯太郎位在麹町的侍从长官邸。叛军迅速将宅邸包围以及制服守卫,然后直接进入建筑内,在寝室中发现了铃木,随后叛军向他开了三枪,铃木身中两枪倒地,但仍有意识。安藤拔刀准备向铃木砍去,但铃木之妻上前表示自己愿意代替铃木被杀,安藤相信铃木性命垂危、不久于人世,于是将刀放下、向铃木妻子道歉,表示他们不厌恨铃木本人,是为了国家,才不得不这么做,并要部下们一同向铃木敬礼,随即离去。在认为完成行刺铃木的任务后,安藤下令调集部队前往陆军省北部的三宅坡交叉口[88][89]。不过铃木并未就这样死去,经过抢救后得以康复,最终于在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即将败亡时出任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上7点,高桥太郎少尉与安田优少尉领兵20人乘两辆卡车抵达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所在的东京荻洼寓所,尽管此时各地叛军皆已行动,仍无任何消息通知到警告渡边[90][86]。当叛军闯进宅邸时立刻与驻守的宪兵交火,安田与另一名叛军士兵受了伤,但其他叛军们仍强行从后门通过,并在二楼的寝室门外遭遇到渡边之妻。叛军将渡边之妻一把拉开,发现渡边用棉被把自己罩著,但随后渡边即掏出手枪开火,一名叛军士兵见状,马上使用手上的轻机枪对渡边扫射,高桥再拔刀猛力刺进渡边体内,渡边躲在现场桌子旁的9岁大女儿和子目睹了父亲死亡的全般过程。叛军们随后登上卡车离去,送两名伤兵去医院诊治,再前去占领永田町[91][90]。

野中四郎上尉手下控制著全部叛军近三分之一的部队——450人的步兵第3连队士兵(之所以动员这么多的部队来进攻警视厅是为了接著转进皇居),以其攻击位在皇居南部的警视厅,野中计画夺取通信设备,防止警方出动“特别警备队”。可能是出于警察不愿抵抗陆军之故,叛军几乎没遭遇到什么阻碍就占领了整栋警视厅大楼[92][93]。占领警视厅后,铃木金次郎少尉率领一小队的叛军前去行刺内务大臣后藤文夫,铃木金次郎此举,为其个人决定,非叛军原先计画之内容,而刚好的是,后藤人外出不在家中,就这样躲过了行刺[94]。

政府的反应与镇压行动[编辑]天皇的态度[编辑]

步兵第1连队副官、同时也是叛军支持者山口一太郎大尉于清晨5点告知其岳父——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皇道派)关于政变的消息,皇居因而得知发生了叛变事件。本庄随即联络属下和警察总长,并动身前往皇居。裕仁天皇本人则是在5点40分才得知政变的发生,6点,他与本庄会面,虽然并未得出具体手段,但裕仁要求本庄立即终结这场叛乱[95][96]。随著内大臣斋藤死亡、铃木侍从长重伤,天皇身边的高级顾问只剩下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宫内大臣汤浅仓平等人,在得知铃木遇刺后,他们随即会面商讨对策,决定采取强硬手段,他们建议天皇必须迅速镇压叛军,若内阁改组,叛军将会轻易取得全面胜利,绝不能接受此条件。在收到如此建议后,裕仁便决心采取强硬立场处理此事[97][98]。

上午9点30分,川岛谒见裕仁,宣读了叛军的条件与请求,并建议天皇组织新内阁以“纯净国体、稳定民生、健全其国防”,但裕仁拒绝,还要川岛镇压叛军。在冈田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其剩馀内阁成员试图请辞,但裕仁表示,除非镇压了叛乱,否则他绝不同意内阁改组一事[96][99]。

陆军大臣告示[编辑]事件发生时的戒严司令部

当天下午,军事参议院召开非正式会议,香椎、山下、川岛和参谋次长杉山元皆出席。这个组织是陆军重要机关,回复天皇在军事方面的谘询,在承平时期仅有相当小的作用,但也因为如此,即使是没有实权的高级将领也能成为其成员,故就算是1936年时已经下野无权的荒木和真崎等皇道派高级将领,也成了该机关的成员[100]。本次会议的正当性有所争议,通常状况下应是由天皇所召开,但本次不然,统制派的杉山因而宣称本次会议没有任何权力,荒木则反驳叛乱一事,“陆军的元老”在道德义务上必须介入与解决,会上也呈现皇道派成员占主导地位的局面[101]。

纵然天皇给川岛的命令是“镇压叛军”,但荒木却起草了一份给叛军的呼吁书,名为《陆军大臣告示》。由于军事参议院的非正式性,此一告示书由川岛署名,日后该书成了一项争议焦点,荒木与其他军官辩称此书用意为劝说叛军投降,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对叛军要求同意的回应[102][103]。告示书内容如下:[104]

陆军大臣告示

2月26日午后3时20分于东京警备司令部

起事宗旨已经上达天听。承认诸子之动机,乃基于真诚,谋求显现国体之至情。目前显现国体真姿之形式(包括弊端),我等恐惧不堪。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同意努力迈进上述目标。其馀一切有待天皇圣裁。

此告示一出,山下即将讯息通知占领著陆军省的叛军们,后者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又是对天皇究竟是何种态度感到疑惑。有部份军官后来作证时表示山下曾宣称陛下已同意叛军的行动,但山下本人后来也否定了此一说法[105]。另一个极具争议的部份为告示文上的用词,上文提到叛军的“动机”受到认可,而在下午3点30分后,香椎也发布了一份版本不同的告示文(可能出自川岛的命令)给驻于东京的军队,此一版本写的是认可叛军的“行动”,而非“动机”。由于皇道派将领从中修改,导致两篇告示的内容并不相同,荒木与山下等人宣称香椎发布的是较早未修改完成的草稿[106][107]。

有两项事件使叛军误认为他们的“起义”已经获得成果:一是就在陆军大臣发布告示文前不久的下午3点,东京警备军司令香椎下令第1师团的作战区域以及叛军所有的占领区进入“战时警备”状态。此令一出,在该区的叛军部队就是形式上回归于原隶属堀丈夫中将(第1师团长)的指挥下,叛军便不再是“非法占领”的立场,而是听从中央命令的部队[108][109]。而当川岛宣布告示文后,叛军更加相信他们即将成功。由于先是进入“战时警备”再发布告示回应叛军,此一顺序后来成为川岛等人辩解的依据,声称他们正企图说服叛军[109]。二是“戒严令”的发布,内阁成员起初极力反对此项措施,认为这将使国家陷入少壮军官希望的军事独裁统治,但在川岛坚持必须解决叛乱下,他们也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之。27日凌晨1点20分,枢密院同意发布戒严,天皇也签署了命令。香椎成了戒严司令官,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即是要叛军在麹町区(当时叛军占领的地区)执行戒严任务[110]。

统制派与海军方面的行动[编辑]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不久出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

尽管局势如上发展,叛军的形势仍逐渐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提到的,天皇与其大臣对于这场叛乱采强硬态度,叛军还要对付军方内部的敌人,特别是参谋本部和海军。尽管不少陆军成员对于那几位政府要员遇刺一事感到满意,却无法接受叛军过于激进的“昭和维新”想法,也无法接受一个由皇道派组织的新内阁。其他的还有如石原者,对于叛军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军队一事感到愤慨[111]。

参谋本部以下辖的参谋总长、参谋次长和教育总监三人为中心运作,由于教育总监渡边遇刺身亡、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因病未能履行职务,身为参谋次长的杉山对事件处理有著完全的决策权。杉山本人是统制派成员,他打一开始就亟欲将叛军从其占领的首都驱逐,也不愿意接受新内阁,他提出联合军事参议院和天皇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叛军,最终导致后者的失败。不过由于情势尚不明朗,杉山起初也只召来东京以外的部队增援[112]。

海军对叛军也抱持著类似的看法,前者所刺杀的冈田、齐藤和铃木三人皆为前海军大将,令其极为愤忾。2月26日,海军的第1舰队驶入东京湾;27日,共40艘军舰已于东京湾内待命,海军陆战队也出动保护军港[113]。

谈判与僵局[编辑]

时至26日晚,“起义”行动陷入了僵持。天皇与杉山的反对成了叛军谋求建立以真崎为中心的军部内阁愿望的最大障碍,尽管后者借由行动取得了军方与政府部份人士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他们也不能这样无限期的一直占领政府机关下去。叛军拥有的最大筹码即是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即便是他们的支持者也感到事件该落幕,“起义”必须结束[114][115]。

因此,荒木、真崎以及其他军事参议院成员出面,于26日晚与栗原和村中会面,他们再次向叛军表示恭喜,但也要求后者回到自己的单位上去,其馀的交给军事参议院处置,然而叛军军官们深信其成功、再次提倡实施“昭和维新”来建设一个“坚强的军事内阁”的必要性,双方没达成什么共识。深夜,石原与满井佐吉中校(皇道派、叛军支持者)于帝国饭店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出来:由海军大将山本英辅任新任总理来组织一个新内阁,叛军也将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但这些条件为杉山(出于天皇不接受新内阁之故)和叛军军官们所拒绝(他们只接受真崎组阁)[116][117]。

事态至27日叛军要求真崎前来时终于有了进展,当日下午4点,真崎在阿部信行与西义一两位军事参议院成员的大将陪同下赴抵陆军省。除了驻守城外的安藤、栗原以及住院治疗中的河野外,所有叛军军官都聚于该地,他们向真崎表示将会将一切交托给他。真崎对他们表示感谢,但解释道,他在叛军们回去各部前他不会有任何行动,同时也表示叛军若违反天皇的意愿行动,他将不惜与叛军们交战。叛军则表示,倘若他们收到正式的撤回命令也当然会服从之。经过本次会面,真崎与叛军两方都松了口气,真崎相信叛军将在不流血冲突的情况下离开占领区,而叛军方则认为真崎的内阁在他们撤退后不久将会正式成立。不久,香椎下令叛军(此时名义上为戒严部队)继续驻于陆军省的大厦中,同时也回报给天皇:局势将在一早获得解决[118][119]。

平定叛乱[编辑]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给香椎浩平的命令,要求后者令叛军回到各自的单位去

然而香椎、真崎与叛军军官们有所不知,杉山早于早上8点20分晋见天皇,请求批准以武力解决叛军,天皇很快便许可了,并授权其可自主行事。不久,大本营命令就传到了香椎那里,要他迅速将占领著三宅坂的叛变军官和人群驱离[120]。

早在26日当天,天皇即已下令镇压叛军,然而时至27日,军方仍旧对采取强硬措施犹豫不决,天皇因此极不耐烦,他身边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同情叛军,故上奏天皇:“彼等行动部队军官之行为,虽系任意驱使陛下之军队,严重干犯了统帅权,这当然不能容许,但其精神则是想到了君国,故未必需要责备。”然而天皇却怒斥本庄:“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等,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将朕最为信赖的老臣悉数杀死,与以软刀子对付朕有何异。[121]”甚至表示要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122][123]。据本庄的回忆,26日当天,天皇几乎是每十分钟召见他本人一次,并询问是否平定叛乱,到了27日甚至一天要晋见13次之多[121]。

参谋本部与戒严司令部于28日早上5点决定发布大本营命令,从此刻起,所有正式文件上皆统一将“起义”之名由“叛乱”所取代[124][125]。早上8点,名义上为叛军指挥者的小富士少校收到了大本营的命令,要叛军回到各自的单位去,然而村中与野中已先听到了中桥的命令,故认为小富士此时的命令应为错误,两人便要去确认下。当他们遇到小富士后,后者也只告诉他们回到第1师团的师部去,回去后,他们又遇见了堀将军,后者欺骗村中与野中,大本营根本没发出归营命令,故两人松了口气、又有点感到怀疑地离开了[126]。

清晨,川岛、香椎和杉山等几位陆军首脑举行会议(荒木与真崎曾试图参加,但获知两人不具实权而拒绝)。川岛和香椎尝试避免暴力冲突的发生,但10点过后,叛军仍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故他们批准动武。然而,崛与小富士于10点40分前来见香椎,他们三人一致同意大本营的镇压命令发出的太早,先按兵不动,另一种说法是政府军仍需时间准备,无论如何,政府军的镇压行动真的推迟了[127]。

山下于中午12点前去陆军省,他告诉叛军军官执行大本营的驱逐命令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应当“负起责任”。12点半,堀与叛军会面,证实了山下所言属实。不久后,栗原代表叛军发言,要求送去一篇书信到大本营去,他表示叛军军官们将会自杀,而士官们将会带领部队回到各自的营房去。同情叛军的山下与川岛因而前去皇居和本庄会面,提出此一“谢罪”方式转奏给天皇,但后者相当不满,他表示:“若要自杀,尽管恣意而为,无须如此派出使节”[128]。

并未所有叛军成员都准备要自杀,安藤对此想法特别愤忾,骂道:“那些将军们把我们当作踏脚垫外,还要我们自杀!”安藤拒绝自杀以及天皇的镇压态度从根本上影响了叛军内部。时至下午1点半,他们决定战斗,小富士于下午2点做出最后一次命令叛军回营的尝试,但同样遭到拒绝,他也因此知道叛军决心反抗的意图。下午4点,戒严司令部宣布动武,晚上6点,叛军不再隶属于小富士的指挥下。晚上11点,大本营发出命令,要政府军为29日早上5点发动总攻击作准备[129]。

落幕[编辑]政府军包围叛军的形势图

时至29日早上,不到1,500人的叛军已受到超过20,000名士兵和22辆坦克的政府军部队包围,预计将于9点发动总攻击,清晨5点30分,所有包围地区的居民都已撤离完毕[130]。

从早上8点开始,日本陆军就一直在对叛军作心战劝降,三架飞机从空中洒下大量名为《告下士官兵》的传单,写著:[131]

告下士官兵

速归原部队,为时未晚。抵抗者为逆贼,将予射杀。汝辈父母兄弟皆会因成为国贼的各位而泣。

二月二十九日 戒严司令部

写著“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标语的大型气球也高挂了起来、日本广播协会(NHK)也发出一系列的心战广播,播报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说道:“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敕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将会得到赦免(后来成了个争议点)。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原部队。[132]”由于政府军的心战作为,加上毫无希望的情势,叛军的团结开始瓦解,进入午夜后,叛军士兵开始有人逃兵,到了早上10点时已经有多人离去[133][134]。中午,除了安藤外,所有的军官都已让士兵们回营。

最终在下午1点,安藤也命令部队回营,并试图开枪自杀,但并未成功。叛军其馀人员集结到陆军省去,并在该地遇见了山下和石原,两人皆以为叛军都自尽了,他们让叛军军官保留随身武器,并令其离开了该地。参谋本部成员,同时也是野中前上司的井出宣时大佐来到了陆军省,要野中自杀,后者也如是做了。矶部声称野中是被迫自杀的,为的是逼使其他叛军成员走上相同的路。最终,叛军军官河野也在刺杀牧野时受伤而住院的一周,以一把利刃自刎而死。其馀人员则在晚上6点由宪兵逮捕,所有叛军成员均被剥夺军阶[135][136]。

结果[编辑]审判[编辑]军法会议之构成虽已确定,但如果像对相泽中佐的审判那样,采取优柔寡断之态度,则反将增多麻烦,此次军法会议之审判长和审判员需要委派刚正坚强的军官充任。1936年3月1日,裕仁天皇对本庄繁大将所说[137]

3月4日,天皇签署法令,设置“特设军法会议”来审判政变参与者。1,483名叛军参与者皆受审问,但最终仅起诉124人,包括19名军官、73名士官、19名士兵和10位民间人士,其中,所有的军官和43名士官、3名士兵以及全数被起诉的民间人士都判决有罪,审判程序共历时18个月[138]。

对政变主谋者(19名军官、矶部、村中和两名民间人士)的主审于4月28日召开,这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不具法定辩护人、上诉、传唤证人之权利。法官们也对于被告的动机与意图不表兴趣,仅强迫后者叙述事件的流程,与几个月前的相泽审判大不相同。受起诉的军官得到叛乱罪名,而他们则驳斥自己的行动已从陆军省宣布的事项中得到了许可,也与戒严部队有合作,也没有从大本营那里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6月4日,陪审团正式裁定,7月5日,正式宣布判决,全数有罪,共17人判处死刑[139][140]。

依照被告身份与行动区别,法庭开了四场以上的审判来处置涉案者叛军,一为行刺斋藤、渡边以及袭击警视厅的士官,二为行刺冈田、高桥、铃木以及袭击陆军省的士官,三为所有涉案的士兵们,四为行刺牧野的一名士官和六名民间人士的案子。另外还有37人虽未直接涉案,却遭控支持叛乱,其中24人获判有罪,刑责从终身监禁到罚款45日圆不等,较引人注目者为山口一太郎(终身监禁)、斋藤浏(五年有期徒刑)和满井佐吉(三年有期徒刑)三人的判处结果[141]。

北以及西田两人也遭指为叛乱领导人,法庭专开一庭来审理本案,但这两人在事件中只有间接参与(主要是透过电话表示支持)的程度而已,军事法庭首席法官吉田悳少将也对陆军省的指控表示不认同,但当时陆军省内部已为统制派所控制,后来吉田收到了另一位法官的信,后者写道无论证据是否不足,这两个人都非死不可。吉田后来写道北与西田的作用为“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作为“略有利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为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之惩罚”,但是因为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142]。1937年8月14日,北和西田遭处死刑[143][144]。

唯一一位遭诉涉案的陆军高级将领为真崎大将,他被控与叛军勾结。尽管真崎的证词显示出该人的有罪立场,但他最终在1937年9月25日获判无罪,此一结果主要是受到于6月接任接任总理职务的近卫文麿的影响所致[145][146]。

1937年7月15日,15名叛军军官于涩谷军事监狱内枪决。矶部与村中两人的处决则向后推延,以使其可在北与西田的案子中作证。8月14日,矶部、村中、北、西田同样于涩谷枪决身亡[147]。

政府结构异动[编辑]

尽管二二六事件的政变没有成功,但依旧对整个日本政府和军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月9日,冈田内阁解体,后由冈田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任新总理,组织新内阁。不过因为受到新任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压力,广田不得不做出一些人事上的让步,例如选择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而非自己看好的吉田茂[148]。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原先内阁成员中的陆海军大臣职务规定必须是由退役的大将所担任,而此一制度的恢复使得现役的陆军大臣和军方利益挂勾,只要与军方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即可让陆军大臣请辞,迫使内阁进行重组,并拒绝派出该职位的继任者。换句话说,内阁是否能维持全受到军方所影响。事实上,后来广田内阁组成不满一年后,军方即使寺内辞职,内阁也因此解散了[149][150]。

陆军内部的派系肃清[编辑]

尽管高级将领里只有真崎一人遭控与叛军勾结,皇道派仍因该事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从此便一蹶不振。在寺内的主导下,“革新幕僚”们(尤其是石原和武藤最为活跃)开始在军队中进行肃清。陆军共12名大将中有9人于4月底退出现役,包括皇道派领袖荒木、真崎、川岛和本庄。另外其他对皇道派和政变行动抱持同情态度的也同样剥夺其现役身份,或调到离首都偏远、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地区任职,如山下、香椎、小富士、堀、桥本虎之助和柳川平助等。其他的军官,即便不是皇道派者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以消除皇道派在军中的剩馀影响力,几乎每一位曾对叛军表达支持的高级将领都受到影响[151]。

历史意义[编辑]

二二六事件为日本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7][8],推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也使日本逐渐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后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二二六事件标志著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第二阶段成熟期结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法西斯运动完成时期,日本军方以支持由上至下的法西斯主义,创造了由官僚、垄断资本家及政党的统治联盟,执行了和欧洲法西斯政权类似的政治主张,如对外扩张、赞颂扩军、反个人自由主义、反国会政治、反马克思主义,但不同于欧洲的日本法西斯特色:“家-国”、重农主义及从西方殖民主义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政治修辞[152][153]。

纪念与大众文化[编辑]位在东京涩谷的二二六事件慰灵碑

日本政府禁止受刑者父母、遗孀、子女以各种形式纪念处死的叛军成员,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这个禁令才取消。家属们成立了“佛心会”,并在东京两处建立据点纪念二二六事件中的军官们[154]。

1952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的军事占领结束,佛心会成员于东京麻布十番贤崇寺内立了“二十二士之墓”,安置了处决者的骨灰,这二十二人指伏法的19名叛军军官、自杀的河野与野中以及相泽(因“相泽事件”而处以枪决)[155]。

1965年,佛心会于当年涩谷刑场原址设置了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像,纪念叛军军官和由其杀害的受害者们[156]。

纪录片NHK特集《戒严命令“窃听无线电”》(戒厳指令“交信ヲ傍受セヨ”)”:1979年、NHKNHK特集《被抹灭的真相〜陆军军法会议秘录》(“二・二六事件 消された真実〜陆军军法会议秘录”):1988年、NHK历史变动之时(日语:その時歴史が動いた)《二・二六事件系列》(シリーズ二・二六事件,全二回):2001年、NHK)小说《叛乱》(叛乱):1952年、立野信之(日语:立野信之)著《贵族的楼梯》(贵族の阶段):1959年、武田泰淳(日语:武田泰淳)著《忧国(日语:憂国)》:1961年、三岛由纪夫著《英灵之声(日语:英霊の聲)》:1966年、三岛由纪夫著,另于1961年改编为戏曲《十日之菊》(十日の菊)《蒲生邸事件(日语:蒲生邸事件)》:1994年–1995年、宫部美幸著《邪神们的2・26》(邪神たちの2・26):1994年、田中文雄著《转动的螺丝》(ねじの回転):2002年、恩田陆著《鹭与雪》(鹭と雪):2008年、北村薫著电影《叛乱》(叛乱):1954年、新东宝、导演:佐分利信《重臣和青年军官 陆海军流血史》(重臣と青年将校 陆海军流血史):1958年、新东宝、导演:土居通芳,另题名为《陆海军流血史 从五・一五到二・二六》(陆海军流血史 五・一五から二・二六へ)《逃出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 脱出):1962年、东映、导演:小林恒夫《忧国》(憂国):1966年、Art Theatre Guild、导演:三岛由纪夫《战争与人类 第二部 爱与悲的山河》(戦争と人间 第二部 爱と悲しみの山河):1971年、日活、导演:山本萨夫《戒严令》(戒厳令):1973年、现代电影社・ATG、导演:吉田喜重《动乱》(动乱):1980年、东映・Shinano企划(シナノ企画)、导演:森谷司郎《226》:1989年、FFE(フィーチャーフィルムエンタープライズ)、导演:五社英雄《斩杀吧 切不断的东西、那便是爱》(斩杀せよ 切なきもの、それは爱):1990年、萨姆企业小组(サムエンタープライズグループ)、监督:须藤久《间谍佐尔格》(スパイ・ゾルゲ):2003年、“间谍佐尔格”制作委员会、导演:篠田正浩漫画《哀国战争》(哀国戦争),原作:小池一夫、作画:伊贺和洋、小池书院出版《2.26事件 昭和维新》,监督:石桥恒喜、剧本:久保田千太郎、作画:贝冢ひろし、宙出版《龙》,原作:村上纪香、小学馆出版《二・二六事件 降雪不止》(二・二六事件 雪降リ止マズ),监督:池田俊彦、作画:折目朋美、双流社出版乐曲《日本政变・雪之武士》(日本政変・雪ノサムライ),作词、作曲、歌:山本正之动画《闪光的夜袭》,导演:松本淳、编剧:大西信介相关条目[编辑]日本法西斯主义五一五事件超国家主义三岛由纪夫军国主义下克上极端爱国主义文字注释[编辑]注脚[编辑]^ 1.0 1.1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2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46页,此数未计入日本帝国海军的成员^ 日本の历史巡り^ Huffman 226(2013年)^ 二・二六関系文书^ 茶谷诚一^ 7.0 7.1 Huffman facism(2013年)^ 8.0 8.1 Sims(1982年)^ Jansen(2002年),第598页^ Storry(1957年),第137页^ Shillony(1973年),第37-38页^ Crowley(1962年),第310页^ Crowley(1962年),第313-14页^ Storry(1957年),第137-143页^ 15.0 15.1 Crowley(1962年),第311-12页^ Shillony(1973年),第13页^ Shillony(1973年),第x、60、64-68、70页^ 北博昭(2003年),第13-16、19页^ Shillony(1973年),第21页^ Shillony(1973年),第55、83-85、99-102页^ Crowley(1962年),第311页^ Shillony(1973年),第39、55页^ 北博昭(2003年),第19页^ 北博昭(2003年),第20-22页^ 北博昭(2003年),第33-35页^ Crowley(1962年),第319页^ Shillony(1973年),第46-47、49页^ Crowley(1962年),第322页^ Shillony(1973年),第48-49页^ 北博昭(2003年),第25页^ Crowley(1962年),第323页^ Shillony(1973年),第54页^ Shillony(1973年),第110-11页^ 北博昭(2003年),第40-41页^ Shillony(1973年),第114-115页^ 北博昭(2003年),第53-55、84-88页^ Storry(1957年),第181页^ Shillony(1973年),第110-14、128-129页^ Jansen(2002年),第597页^ Shillony(1973年),第122-125、128页^ Shillony(1973年),第118-119页^ Storry(1957年),第183-185页^ 43.0 43.1 Shillony(1973年),第130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27页^ 托兰(1994年),第26-27页^ 高桥正卫(1965年),第25-27页^ 北博昭(2003年),第89-90页^ Storry(1957年),第186页^ Shillony(1973年),第87-88、123-124页^ Shillony(1973年),第123-124页^ 北博昭(2003年),第74-76页^ 北博昭(2003年),第57页^ 53.0 53.1 Shillony(1973年),第133页^ 54.0 54.1 北博昭(2003年),第63-64、71-74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4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3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4-325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30、145页^ 二・二六事件総覧^ Shillony(1973年),第133-134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13、117、120、123-25、127-129页^ 62.0 62.1 茶园义男(2001年),第113页^ Shillony(1973年),第139-140页^ 托兰(1994年),第21-23页^ 托兰(1994年),第35-37页^ 堀幸雄(2010年),第274页^ 67.0 67.1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9页^ Shillony(1973年),第141页^ 托兰(1994年),第23-24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8页^ Shillony(1973年),第139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5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18页^ Shillony(1973年),第148页^ Jansen(2002年),第593-594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17页^ Shillony(1973年),第149页^ 北博昭(2003年),第99-101页^ Shillony(1973年),第135-136页^ 80.0 80.1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0页^ 托兰(1994年),第21页^ 82.0 82.1 Shillony(1973年),第142-143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1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1、130页^ 北博昭(2003年),第164页^ 86.0 86.1 Shillony(1973年),第137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4页^ Shillony(1973年),第138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3页^ 90.0 90.1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5页^ Shillony(1973年),第137-138页^ Shillony(1973年),第141-142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27页^ 北博昭(2003年),第94页^ 北博昭(2003年),第101、103-104页^ 96.0 96.1 Bix(2000年),第299页^ Shillony(1973年),第173-174页^ 北博昭(2003年),第104-105页^ Shillony(1973年),第149-150、174页^ Shillony(1973年),第152页^ Shillony(1973年),第153页^ 北博昭(2003年),第107-108页^ Shillony(1973年),第153-154页^ 北博昭(2003年),第110页^ 北博昭(2003年),第114页^ 北博昭(2003年),第111-112、115-116页^ Shillony(1973年),第155-156页^ 北博昭(2003年),第121-122页^ 109.0 109.1 Shillony(1973年),第156页^ Shillony(1973年),第157页^ Shillony(1973年),第169、177页^ Shillony(1973年),第167-168、181页^ Shillony(1973年),第170-171页^ 北博昭(2003年),第129、160-161页^ Shillony(1973年),第178页^ Shillony(1973年),第178-181页^ 北博昭(2003年),第122-127页^ Shillony(1973年),第181-182页^ 北博昭(2003年),第127-129页^ 北博昭(2003年),第129-131页^ 121.0 121.1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26-327页^ Shillony(1973年),第172-173页^ Bix(2000年),第300-301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51页^ 北博昭(2003年),第131-132页^ 北博昭(2003年),第136、138-141页^ 北博昭(2003年),第136-137、141-142页^ 北博昭(2003年),第144-145页^ 北博昭(2003年),第145-149页^ 北博昭(2003年),第147、150页^ 托兰(1994年),第39页^ 托兰(1994年),第40页^ Shillony(1973年),第193页^ 北博昭(2003年),第150-151页^ 北博昭(2003年),第152-153页^ Shillony(1973年),第196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34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186-99页^ 北博昭(2003年),第173-174、178-179页^ Shillony(1973年),第200页^ 北博昭(2003年),第181-82、192-193页^ 信夫清三郎(1985年),第334-335页^ 北博昭(2003年),第188页^ Shillony(1973年),第202页^ 北博昭(2003年),第199-200页^ Shillony(1973年),第201-02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200页^ 北博昭(2003年),第206页^ Shillony(1973年),第210页^ 北博昭(2003年),第206-07页^ 北博昭(2003年),第203-205页^ Tansman(2010年)^ 丸山真男(1963年)^ Shillony(1973年),第213-214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207-208页^ 茶园义男(2001年),第209-210页参考文献[编辑](中文)托兰, 约翰. 《日本帝国的衰亡》. 新华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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